以美国为例，涉及兵役义务的同类案件的先后裁决甚为不同，[17]和平与战争时期的司法决定判然有别。
但11月10稿中对党的领导还有这样的表述：提出符合人民利益的纲领、政策和行动方针，并且通过自己的党员的模范作用和积极工作，实现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领导。所以，各方面在讨论要不要写党的领导的同时，也在紧张地思考和权衡不同的表述方式。
但30年来，对于党的领导写进宪法的历史背景，宪法体制内党领导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如何看待党的领导的法律效力等重大问题，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尚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并存在这样那样的模糊和分歧。如前所述，邓小平所批评的对党的领导持怀疑、否定态度者，当然是反对党的领导入宪的。??宪法（修改草案）提出后，围绕四个坚持，会有各种各样意见，最后由全国人大决定。笔者认为，以叙述历史为线索，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是完全正确的。[75]实际上，党对军队的领导是绝对的，与对其他国家机构的领导有很大的不同，对这个问题，彭真在1982年11月26日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专门做了解释。
但是，这种观点却容易忽视问题的关键，即要害不在于宪法能不能规定党的领导，而在于党的领导在宪法中究竟是什么含义。[22]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8页后者认为，国会征税权的目的可以是国会认为的公共福利。
进一步的理由如下：其一，被制宪者基本化的某些人民作为义务，逻辑上与基本权是平行的，同处于宪法位阶，彼此的冲突只有调和的问题，而不能从特定基本权的角度，以基本义务当然构成对基本权的限制，认定其不得逾越的界限。2．不得侵犯其他基本权利。鉴于基本义务的前宪法属性，法律化的义务与一般基本权利限制又有明显区别，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最强限制。参见韩大元主编：《比较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242也。
从侵犯公民权利一面来看，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界限，规范义务的立法权任何时候须不得抵触基本权利。基本义务是个人具备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前提下国家对公民的强制性要求，基本义务主体是公民并非私人，强调个人的公共属性，是作为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公的一面，而非私法上的个人。
基本义务可同时抵触多个基本权利。除立法机关在涉及义务的法律中不得侵犯基本权利外，基本权利具有优位性，是国家权力的边界，任何国家权力须予遵守，规定义务规范的法律亦不例外。基本义务具有双重属性，既具有法律属性，亦不乏宪法属性。参见See Thomas E Baker ,Jerre S. Williams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2003 by West, a Thomson Business，p215-219。
不同法域在适用法律保留原则时表现有所不同，期间经历了认识上的逶迤转变。立法机关制定基本义务的法律只能以法律形式为之，排除决议、个案及措施性法律。由于当今多数国家兼顾个人与团体双重本位，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成为基本义务的两大理论源流。换言之，基本义务之权利侵害立足于政治与法律双重秩序之内，基本权利限制之权利侵害仅立基于法律秩序之中。
惟基本义务具有宪法位阶，其自由主义内核又使其与基本权利干预（侵害）适用的法律形式保留具有差异，而是适用强化法律保留。其二，基本义务规范的强制性。
二是法律形式保留并不排除授权行政机关干预基本权利。[⑦]一种是根据是否允许授权的差异，可将法律保留分为简单法律保留和特殊法律保留，或者普通法律保留和强化法律保留。
在涉及税法的判例中，鉴于税收是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如果最高法院裁定某项税收构成征收，意味着公民财产权受到侵犯，须予补偿。由于当时基本权利总论研究处于起始阶段，基本权利限制、法律保留原则，乃至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关系等问题并未浮现出来，只是笼统地停留于认为基本义务有可能抵触其他基本权利，并未触及作为一个普遍性命题，即基本义务等同于基本权利限制及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早期德国宪法法院认为，税收不受《基本法》第14条财产权的约束，[②]不同意税收具有宪法界限，但该观点受到质疑，后宪法法院修正了这一认识，同意税收具有宪法上的限制，其过度侵害可能构成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关键词: 基本义务 法律形式保留 强化法律保留 宪法限制 禁止授权 基本义务是宪法强制公民对国家履行的责任。二是美国宪法理论缺乏德国法律保留原则的精致构造。[⑦] 宪法保留指某些基本权利由宪法本身设定了限制的目的、条件、范围和尺度。
从超越权限一面来看，以美国税法为例，税收是国会征税权（taxing power）的行使，最高法院在多个判例中确认征税权需受宪法限制，意味着规范税收义务的立法权受宪法双重限制，即权力和权利。在该案中，最高法院多数意见将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的地位扩大到那些出于道德原因，甚至出于公共政策原因而坚决反对服兵役的人。
一为基本义务的细节和技术性规定，它们是法律授权行政部门制定的涉及义务的决定、办法、条例、规定等。另外，关于税收和支出权（taxing and spending），一向有麦迪逊的狭窄解释和汉密尔顿的宽泛解释。
须予甄别的是，基本义务抵触其他基本权利不能等同于基本权利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早期德国不承认税收义务具有宪法界限的原因，因为发端于德国的法律形式保留是魏玛宪法时期的产物。
虽然战后基本法规定了基本权利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第19条第二款也规定了基本权利的核心不得侵犯，限制须受限制的宪法思想得以明确，基本权利具备了宪法位阶，但法律形式保留本身依然包含了立法机关可授权行政机关限制基本权利的意涵，其后的重要性理论宣示了行政权干预基本权利的合法性，由吕特案发展的基本权利作为客观规范和基本价值决定更是给予包括行政机关法规范在内的广泛的基本权利形成空间。 摘要: 基本义务在性质上属于基本权利干预（侵害）。虽然童工税法案的观点已经废弃，但是，该案所使用的比例审查原则却具有普遍性。故而作为基本权利限制保留层级中的最高级，基本义务适用的法律保留不能等同于基本权利干预之法律保留，而是强化的法律保留。
[20] 参见释字第688号解释文。[⑥] 参见释字第688号解释文。
福利主义认为现代国家须为公民提供服务，劳动义务和受教育义务是个人所接受的国家善意。美国法院将不合理的税收等同于对个人财产权征收，是将义务等同于基本权利限制及适用法律保留与比例原则的例证。
以美国为例，涉及兵役义务的同类案件的先后裁决甚为不同，[17]和平与战争时期的司法决定判然有别。设定义务的法律既须以法律形式为之，亦不得逾越宪法界限。
这也是义务法定原则深刻的法理源渊。 三、强化法律保留之规范内核 强化法律保留与法律形式保留的哲学基础各异。其二，基本义务的具体化应该只限定于那些核心的决定，那些细节性与技术性的规定所含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义务，属于单纯法律上的义务，需要从基本权限制的角度加以审查。这一限制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立法权不得逾越自身界限。
加重法律保留指宪法不仅规定了某项基本权利须由法律予以限制，且规定了限制的条件，某项基本权利只能在特定情况下予以限制。其根据有二：一是具体化基本义务的法律不单纯等同于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律。
亦可参见[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潘恩斯：《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③] 240 U.S. 1(1916). Brushaber v. Union Pacific Railroad。
[④]以纳税义务为例，由于该义务属于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应在总体上考虑财产权的宪法内涵，故在对纳税义务法律的审查过程中，根据租税法律主义原则，多个判例确认应虑及税收义务是否违反第23条的比例原则、宪法平等原则，及其他基本权利。法律形式保留明确了法律干预基本权利的主导性和优位性，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会保留，而是一种允许授权的法律保留，保留的内容可藉由授权由行政机关作出。
